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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報:從高質量發展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來源:作者:日期:20.03.23

  如果把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界定为新型基础设施,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下半年经济工作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可以把“新基建”上溯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机,当时全球为了应对國際金融危机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极大促进了新一轮科技和産業革命加速拓展,自此以后上述所谓新型基础设施一直是全球投资和资本市场追逐的方向。

  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近期中央多次會議反複提及加快“新基建”,市場也在高度關注“新基建”這個熱點,有人將其作爲新的“刺激計劃”。的確,加快“新基建”有擴大內需、保證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實現這方面的功能,但是,“新基建”並不新,實際上更是上述政策的持續。科學的態度是要把“新基建”內嵌于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使其客觀上發揮了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作用。具體而言,新型基礎設施應該理解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新基建”要能夠服務于高質量工業化、高質量城鎮化戰略,要能夠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才能真正服務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避免回到“大水漫灌”的老路。

  新型基礎設施應是新型工業化的基礎設施,支撐高質量工業化戰略

  当前资本市场上流行观点认为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电力物联网)、高铁(轨道交通)、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在此之前,一些技术研究机构将新型基础设施定义为融合感知、传输、存储、计算、处理为一体的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实际上,这些界定虽然比较具体,但内涵还过于狭窄,无法真正诠释新型基础设施的“新型”的全部内涵。“新型”应是和“传统”相对应,新型基础设施应该对应的是传统基础设施,而传统基础设施一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城市设施等传统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基于上一轮工业革命的机械技术、电气技术、通信技术等应用的结果。新型基础设施则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所谓新型工业化则是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要求,是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产生和应用的结果,新型基础设施既包括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后的设施。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应该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新一代智能信息基础设施,而且还应包括与绿色化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上述七大领域,还应包括支撑不断深化拓展的新一轮科技和産業革命的各种基础设施。

  由于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是融合了信息化、绿色化等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我国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基于工业化理论测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但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工业化的质量还亟待提升。一是各区域工业化进程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水平不充分。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已经步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中西部省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二是産業发展的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産業发展不充分,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而高端産業发展不够和産業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三是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14亿人口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了极大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也需要从高速度工业化战略转向高质量工业化战略,针对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因此,“新基建”需要支撑高质量工业化战略,针对上述区域发展、産業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行新型基础设施的项目选择、融资投资、布局选址等一系列建设决策。这意味着“新基建”绝不仅仅是今年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十四五”规划乃至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问题。

  新型基礎設施應是新型城鎮化的基礎設施,支撐高質量城鎮化戰略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城鎮化進程會不斷推進,這是一個現代化的普遍規律。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的深化,我國也開始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指出緊緊圍繞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走以人爲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城鎮發展需要大量的城市間和城市內的基礎設施,城鎮化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基礎設施也應該與新型城鎮化要求相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四化同步”發展,也就是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而新型城鎮化要與新型工業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相協調。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新型基礎設施應該是“四化同步”發展的基礎設施,不僅僅要滿足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要求,還要滿足城鎮化與工業化良性互動、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的要求。

  具體而言,新型城鎮化的要求可以體現爲建設智慧城市、綠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綿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等一系列類型的現代化城市的要求,還體現在城市群、大都市圈建設的要求,這些要求也是高質量城鎮化戰略的目標,“新基建”就是要建設符合現代化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要求的基礎設施。要支撐高質量城鎮化戰略,“新基建”一方面布局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城市基礎設施,如新一代智能信息網絡,包括F5G(千兆光纖寬帶)、5G、物聯網、雲計算、邊緣計算、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等;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綠色技術與交通運輸、能源水利、市政、環保、公共衛生等傳統城市基礎設施進行融合,對傳統城市基礎設施進行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而建設形成的新基礎設施。例如,通過信息技術與傳統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形成工業物聯網、車聯網、電力物聯網、城市感知設施、智能化市政等。高質量城鎮化戰略,不僅包括單體城鎮發展,還包括建設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爲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未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量很大,這既包括城市群的城市和城市之間高速、便捷、綠色、智能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都市圈中城市和郊區、中心城市和衛星城市之間交通、信息等基礎設施以及各類公共設施。總之,支撐新型城鎮化戰略,將是“新基建”的一個主戰場。

  新型基礎設施應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相應的經濟體系也需要從傳統經濟體系轉向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需要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都是現代化的方向和要求,因此,新型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基礎設施,構成了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制約傳統經濟體系轉向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矛盾在于供給側質量不高,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提高經濟體系的供給質量,需要破除無效供給、提高有效供給,以更好地滿足需求,也就是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通過“新基建”進行基礎設施創新,從而提高基礎設施供給質量,促進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和綠色經濟的發展,進而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從而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但是,加快“新基建”并不必然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工作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以改革体制机制的办法推进供给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以更好地满足需求,进而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更加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这只手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是用政府这只手直接干预供给结构、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也就是说,“新基建”如果只是政府投资,试图通过政府投资来提高经济供给质量,虽然这可能会大幅度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产生直接的从需求侧刺激经济增长的功能,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不能认为“新基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基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求“新基建”投资与项目更多的是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府通过选择性産業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作用的结果。“新基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对市场上热盼通过“新基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否定。虽然基础设施一般具有公共性,也需要大量的资本,这需要政府的超前规划和投资,但是要想获得长期经济效率,基础设施建设也必须坚持优先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原则。尤其是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具有很大区别,一方面市场前景不确定较大,选择性産業政策的适用性不高,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市场机制推动下这个领域已经有了很好地发展成就。因此,“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导,但切勿过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宏观经济目标实现压力增大、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更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清醒。

  总之,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应该更多地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理解和认识,而积极推进“新基建”,不能忘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要从优先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入手。 (黄群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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